作者：郭建龙
公元196年，汉献帝建安元年。
东汉的末代皇帝汉献帝逃离了郭汜、李傕等西北将领的围追堵截，从长安出发，一路辗转，来到了洛阳。到达洛阳时，首都的宫殿已经全部毁于战乱，跟随皇帝的百官行走在荆棘之间，靠在残垣和断壁上休息。中原的军阀们早就忽略了皇帝的存在，他们手握强兵，却没有人前来看望皇帝。群臣饿坏了，只能挖野菜吃，有的甚至饿死在东都的废墟之中，有的被乱兵所杀。
在这时，曹操前来收留了皇帝，把疲敝交加的皇帝带到了许都。
这一年，整个中原都处于混乱之中：袁术、袁绍、吕布、公孙瓒等各霸一方，征战不止。这也是东汉末年最残酷的时期，每一个军阀都拼命挣扎，图谋吞并别家，成为最终的胜利者。
就在这种局面下，曹操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。所有的人都关注军事，他却强调农事。这一年，羽林监枣祗给曹操出了一个主意：赶快进行屯田。
屯田图
曹操听从了这项建议，以枣祗为屯田都尉，任峻为典农中郎将，四下招募流民，把他们安置在许都一带的空田进行耕作，得到了百万石的粮食。之后，又将这个经验四处推广。自此，屯田成为惯例。
曹操这一看似不经意的举动，成为他统一北方的关键步骤。正是靠着屯田，他从强大的北方军阀中脱颖而出。他也最早意识这条规律：战乱时期，最擅长筹措军费的人，就会成为最后的赢家。
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属于典型的战乱期，而整个三国的历史，就是一部屯田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历史。可以说，三国的竞争，首先是财政的竞争，其次才是军事的斗争，谁能够建立起更加持久有效的财政体系，谁才能击败其他的竞争者。
董卓之乱后，整个东汉帝国的财政体系彻底崩塌。各地的州牧和将军们为了供养部队，首先实行的是掠夺式财政政策。
一切都是暂时的，以一次性搜刮为目的。他们谁都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，在必须拼命度过今天的时候，明天显得过于遥远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董卓本人。作为灭亡东汉的第一推手，董卓也是推行掠夺式财政政策的典型代表。攻克了城池之后，他的军队都会将城市的财富洗劫一空。
与曹操看重粮草不同，董卓根据以往的经验，更看重货币。他认为只要有了钱，就可以买到一切。他劫持了皇帝之后，就废除了五铢钱，铸造另一种小钱来流通，希望持有更多数量的铸钱。
由于极端缺乏货币，董卓还将传了数百年的秦始皇金人熔化掉了。秦始皇收缴了天下的兵器后，将它们铸成了十二铜人（也称十二金人），董卓将其中的十座毁掉，铸成了钱币。
在和平时期，这种做法可以直接从民间抽取大量的财富。但在战争时期，由于民间已经抛弃了货币，董卓的做法最终失败。
不管是劫掠钱财，还是铸造更多的铜钱，最终目的只有一个——军粮。有了军粮，才能招募更多的士兵，才能形成战斗力。但在战乱时期，许多百姓都无法耕种田地，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。这时，不管出多高的价格，都无法买到军粮，钱币又有什么用处呢？
董卓被吕布刺死后，部将郭汜、李傕继续作乱。当时的物价已经涨到了一石粟五十万，一石豆麦二十万，大约是和平时期物价的一万倍。由于没有足够的粮食，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：白骨成堆，腐烂的人肉和残缺的尸体处处可见。
当时还在长安的汉献帝叫人把皇室储存的米、豆拿出来给饥民煮粥，但是粮食被官员们直接盗走，饥民们每天大批地死去。皇帝只好亲自去给饥民施粥。
献帝东逃后，郭汜、李傕在后面追杀。皇帝、皇后也缺食少衣，皇后的几匹细绢被人抢夺，连她身边人的性命都赔了进去。到了后来，皇帝也只能用野草、青菜充饥。至于曾经繁华的长安城，更是一无所有，连人都看不到，整个关中平原成为一片荒地。
董卓、郭汜、李傕等人大肆掠夺西部，却没有想到，正是这种暴虐的做法促成了他们的败亡。由于他们的大肆掠夺，农民无法种粮，随着粮食的枯竭，军队也成了受害者，战斗力下降，最终西北军阀被东部的军阀所消灭。
在东部的中原一带，与曹操争天下的二袁——袁绍和袁术，同样不知道后勤的重要性。在争霸战争进行期间，他们的军费是临时筹措的，也以掠夺为主。甚至，袁绍的军队要靠路边的野枣糊口，而袁术的军队则寻找贝壳充饥。
在东汉，中原一带分布着大面积的水域，有丰富的水产，可以暂时解决军队的食品供应。可一旦进入战争状态，这些水产却无法成为辎重。
在军阀混战时期，货币经济也已经停止，中国重新回到了以物易物的时代。当战争向着长期化发展时，谁第一个反应过来，从掠夺式财政政策走向可持续的生产式财政政策，谁就会成为受益者。
曹操 《三国》剧照
在中国历史上，屯田制是一个充满了争议的制度。
这种制度在和平时期总是表现得效率低下。以现代人在新疆地区的屯田制为例，这种带着国有企业成分的屯田制度由于无法激励人们生产的积极性，成为产量的拖累，也引起了社会的普遍不满。
但是在战争时期，由于普通农户无法得到安全的保障，只有军队能够出面维持治安，屯田反而成为唯一能够有效组织生产的方法。
在西汉时，由于西北战争的需要，皇帝曾经试验过屯田制。汉武帝设立了张掖、酒泉等郡，又在北方的上郡、朔方、西河等地设置了屯田官员，发动了六十万士兵实行军屯。在汉宣帝神爵元年（公元前61年），赵充国为了应付西北的军事需要，又实行了短暂的屯田。
东汉的明帝、和帝和顺帝时期，也都在西北实行过屯田。
这些屯田大都附属于北方的军事行动，由于政府无法远距离运送大批的粮草，只能利用士兵在当地生产。但由于生产效率低下，一旦军事目的达到，屯田要么改为私田，要么逐渐被废弃。
历史上真正大规模的、长期的屯田，发生在三国时代。
曹操在许昌屯田成功后，将经验向全国推广，每年粮食产量已经达到了几千万石。定都邺城后，由于局势的稳定，除了屯田之外，曹操将普通农田的税收加以制度化：普通的耕地要求每亩收租四升，每户每年再缴纳两匹绢、二斤绵，除此之外不得擅自征收。
依靠严格的财政纪律，曹操统一了北方。在战争中，曹操也特别重视粮草、辎重问题。在官渡之战中，曹操两次出击袁绍的后勤部队，这是击垮袁绍的关键。
统一北方后，曹氏的魏国已经到了人人谈论发展经济，讨论如何获得更多粮食的地步。在这个阶段，精通各种经营的能臣辈出，经济头脑已经成为谋士必备的素质之一。
比如，董卓之乱后，关中地带几无人烟。关中地带在历史上一直是京畿要地，这里农业繁荣、物产富庶。战乱时，关中一带的老百姓四处流亡，有十多万户流落到荆州，脱离了曹魏的国土。
曹魏统一后，侍中卫觊想恢复关中的经济，决定将这些逃亡户招纳回来。他发现，老百姓很想返回家园过正常的生活，但他们身无分文，就算回到家乡，也根本没有办法组织生产。如果要让他们回家，政府必须提供生活补贴，帮助他们渡过最初的难关。但是政府手中也没有钱去帮助百姓。又该怎么办呢？
卫觊想出了办法，上奏提出，西汉时，政府曾经利用盐铁专卖获得财政收入，虽然东汉时期由于行政效率过低，无法恢复，但现在随着政府对社会控制力的加强，可以恢复一部分盐业控制权来帮助老百姓回归。这相当于国家从盐业中提取一笔特别税，这笔税款专项用于购买农具和牲畜，补贴返乡的关中老百姓。
卫觊的提议已经有了现代财政中定向征税的色彩。政府采取了他的提议，许多老百姓因此得以返乡种田。关中经济步入了恢复的轨道。
战后，人们生产工具不足，京兆太守颜斐就鼓励人们学习木工，多养猪，之后再卖掉猪去买牛。很快，老百姓家家户户都有了牛和车，耕种效率大幅度提高。
由于耕田需要水利灌溉，曹魏时代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兴水利的时代。可以说，中国人对于水利的钟爱，从东汉起步，到曹魏时代达到一个小高峰，之后延续到晋、南朝，到隋炀帝时代达到另一个高峰。
曹魏的扬州刺史刘馥兴修芍陂、茹陂、七门、吴塘等水利工程，用以灌溉稻田。豫州刺史贾逵在汝水建造水坝、开挖运河。沛郡太守郑浑兴修水利工程郑陂，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，政府财政收入倍增。
在西北方，凉州刺史徐邈兴修盐池、广开水田，敦煌太守皇甫隆推广耧犁、灌溉田地。上述地区都实现了粮食的增产。慢慢地，魏国境内各地都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，不再需要中央调配物资。这一点使得魏国成为当时最强盛的国家。
与曹魏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相比，三国中另外两个国家在屯田上花的力气却要小得多。
由于曹魏所在的中原是汉末战争的主要战场，原来的社会结构已经被战争破坏了大部分。中央政府在重建制度时，乘机将权力收紧，曹魏也是以武力打天下，弹压了许多地方豪族。这两个因素决定了曹魏的行政效率比东吴和蜀汉的都要高很多。
在东吴，孙坚父子并非本地人，根基不深，而江东受战争的破坏最少，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东汉时期的豪族门阀结构。所以，孙吴政权更多地是利用门阀势力来统治整个国家。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小，意味着孙吴并不迫切需要屯田；而门阀势力更强大，意味着皇帝的命令无法贯彻得那么彻底，行政效率更低下。
但孙吴政权仍然进行了一定的屯田工作。东吴黄武五年（公元226年），由于曹氏统一了北方，江淮一带成了争霸的主战场，孙吴的财政需求也在增加，故而陆逊上表请求屯田。孙权亲自劳动，鼓励农耕，也获得了一定的效果。
孙权 《三国》剧照
在三国中，蜀汉的地盘最小。史书记载，三国时期，魏国在籍人口大约是四百四十万，吴国不到二百四十万，蜀国不足一百万。这个数字虽然有争议，但整体上可以反映蜀国的疲弱。
蜀汉时期，也有过短暂的屯田。丞相诸葛亮平南蛮，开拓了云南市场；他在四川也大力务农；在陕西境内，也有计划进行屯田，以供征伐。诸葛亮的计划由姜维实现，姜维在甘肃境内进行了屯田。
然而，蜀国的粮食却浪费在了连年的北伐战争之中，这些战争大都没有结果，几乎每一次撤军，都受困于粮食的不足和运粮的困难。这一次次的浪费让蜀国缺乏应对危机的物质基础，最终成为最早灭亡的国家。
魏青龙二年（公元234年），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。为了准备这次北伐，诸葛亮开辟了从四川前往陕西的水路，并囤积了大量的粮草，力图不再受制于粮食的短缺。但可惜的是，由于诸葛亮在北伐过程中的去世和随后而来的撤军，大量的粮草资源都落入了对手司马懿的手中。第二年，魏国的中原地区发生大灾，司马懿从陕西调五百万石粮食救济洛阳，其中的粮食，就可能包括当年诸葛亮辛辛苦苦从四川运去的粮食。